近日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《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》提出：“国内金融市场融资结构发生深刻变化，贷款占比下降，债券占比明显提升。”数据显示，一季度末，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中的占比升至约32.0%，同比提高1.4个百分点。
融资结构是衡量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适配度的重要标尺。上述变化，表面看是融资工具结构的调整，实则映射出实体经济融资需求、金融供给方式、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以及风险分担机制的变化。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模式，正从高度依赖信贷扩张，向注重结构适配、功能协同与效率提升转变。
当前，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。科技创新、先进制造等领域，对资金期限、风险偏好、融资成本及稳定性提出差异化要求。单一融资供给模式，已难以承接高质量发展阶段复杂的要素配置需求。由此来看，融资结构之变，正折射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新逻辑，并具体体现在金融供给、资金配置和风险分担等方面。
一是从“信贷主导”向“股债贷协同”转变，金融供给更注重功能适配。
在快速工业化阶段，较高比例的间接融资为规模化资本积累提供了有力支撑。但在经济动能转换期，信贷供给模式的局限性日益显现，信贷资金天然追求确定性和稳健收益，而产业升级则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风险。
因此，贷款占比的相对回落，并非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减弱，而是金融工具分工深化的自然结果。不同金融形态的风险偏好与资金久期存在差异：银行信贷更擅长服务现金流可预测的稳健经营主体；债券市场更适宜承接期限长、规模大且具备一定信用基础的标准化融资需求；股权融资则更适合支持科创企业跨越高投入、高风险、长周期阶段。而如今的融资结构之变，正在促使各类金融工具发挥比较优势，在企业全生命周期中形成更为平滑的资金接力。
二是从“看抵押”向“看前景”转变，资金配置更注重产业成长逻辑。
资金能够形成有效接力，前提是建立适配的资产评估与定价逻辑。传统信贷框架本质上是一种“向后看”的风险定价模型，高度依赖有形资产抵押与历史财务表现。这套标准在重资产工业时代行之有效，但在面对以轻资产为主的科创企业时，往往具有局限性。
随着新经济的价值锚点转移，企业价值创造的核心要素逐步向技术、数据和智力资本倾斜。若固守旧有资产评估逻辑，容易陷入评价悖论：资金倾向于为可确权的“过去”买单，却难以精准赋能高弹性的“未来”，进而导致“重实物资产、轻无形创新”的供需错位。直接融资占比提升的价值，在于丰富金融体系识别企业潜力的维度。股债等工具通过市场化定价，将不同风险偏好的资金引向不同类型的实体需求，有助于金融资源更好跟随产业前景与企业成长曲线。
三是从“风险集中”向“风险共担”转变，金融体系更注重韧性建设。
微观层面的创新风险分担，在宏观层面体现为金融体系整体韧性的提升。在高度依赖信贷的融资格局下，个别行业的风险往往沿着借贷链条，最终汇聚于银行体系。这种较为集中的风险累积，在面对局部行业周期调整时缺乏足够缓冲空间。
直接融资占比提升，为风险缓释提供了更具弹性的市场机制。股票与债券市场的核心功能不仅在于筹集资金，更在于通过价格信号、信用利差和估值波动，将风险分散至具备不同承受能力的多元投资主体中。这种从“机构集中承载”向“市场广泛共担”的机制切换，客观上降低了单一渠道的系统性风险敞口。
当然，融资结构优化也对金融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要求。直接融资市场稳健运行，建立在信息披露透明度、信用评级公信力以及违约出清机制有效性之上。唯有制度建设与融资结构同步演进，才能真正实现风险的合理定价与分散，防止融资链条脱离实体需求、风险传导复杂化。
总之，融资结构之变，实质上是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需求、产业转型方向和风险分担机制进行深度适配的过程。金融体系逐渐淡化对单一信贷的依赖，转而通过“股债贷协同”将资金引向新动能孕育的关键领域，这既是金融体系的自我完善，也是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客观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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